当前，电力领域安全保供、低碳转型、降低用能成本等多元目标相互交织，我国煤电总量大、能力强，在当前和未来都将起到最为关键的支撑作用。而如何在众多目标、市场主体之间统筹协调、优化排序、争取实现 “鱼和熊掌兼得”，成为行业重点问题。

5月30日，自然资源保护协会（NRDC）与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北京绿源碳和科技有限公司共同发布了最新研究成果：《碳中和目标下中国火电上市公司低碳转型绩效评价报告2022》，其中包括四份火电上市公司低碳转型绩效排行榜单。报告分析了表现突出的火电上市公司的转型经验，还提出了三点政策建议：一是优化火电规划顶层设计，政策引导火电高质量转型；二是积极推进转型金融发展，加速公司绿色发展；三是督促火电上市公司转型规划及相关信息披露。

“行业整体的转型需要通过企业个体来实施和完成，由于各家企业对‘双碳’政策的理解和执行力度不同，各自拥有的禀赋、资金、人才等内外部条件也存在差异，导致低碳转型的程度和速度参差不齐，影响行业整体的转型进程。” NRDC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张洁清在上述发布会上表示。

“当前，煤电转型面临的困境有非常态的，如高煤价，也有常态的，如低利用小时数和低电价，这些困境吻合了企业日常管理中的量、本、价、利关系。”华能集团能源研究院原副总经济师韩文轩分析道，“未来，煤电行业低碳转型可以从调整电源结构、资源控制能力、科技投入转化、提升管理变革能力四个方面入手。”

“煤电低碳转型是我国能源有序发展、支撑‘双碳’目标的重头戏，值得我们花更多的力气、提供更多的政策、应用更多的技术去推进。”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计划财务部计划处处长张卫东表示，“火电相对其他电力类型而言，历史悠久、相对传统，技术、管理都较为成熟，但支撑煤电低碳转型的市场政策机制还不够到位，要完成好‘三改联动’等工作，需要我们不断升华技术、打磨完善政策、查补管理漏洞。”

此外，近年来转型金融理念的发展与相关实践也加速了火电企业的绿色发展。但作为一项在中国刚起步不久的新生事物，政府、金融机构、企业对转型金融的认识与理解均有待加深。前述报告建议，要尽快明确转型技术路径，制定转型金融标准，设计落实激励政策，提升转型活动的可融资性，同时做好动态评估与监测，有效监管转型金融的发展。另外，报告还建议对上市企业转型活动和转型投资采取强制性信息披露，并加快研究建设信息披露指标体系，实施相应的奖惩制度。简言之，我们亟需打造一个能够帮助政府、金融机构科学评估企业转型目标设定、完成情况是否合理的“标尺”，这既有利于金融机构与有转型资金需求的企业成功对接，又能确保钱都确实花在了刀刃上。

近年来，国资委、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先后提出深化煤炭与煤电、煤电与新能源“两个联营”。实际上，“两个联营”中的煤电联营并非新事物，过去叫煤电一体化，现在叫煤电联营，如今这一发展模式又重新火了一把。

据某行业网站不完全统计显示，2022年核准、开工、签约了91个重点火电项目，总装机高达11487万千瓦，五大发电集团占比仅为三成，地方能源集团、煤炭集团等逐渐成为投资主力。除此之外，越来越多的新建煤电由中央发电企业和其他能源集团合作开发，其中一部分正是煤电联营项目。这些项目能够发挥地方综合性能源集团或以煤为主业的央企得天独厚的优质煤炭资产、地理区位优势，对冲双方经营风险，缓解“煤电顶牛”矛盾，同时也有利于加快推进大型火电厂+新能源基地一体化布局的形成，可谓好处颇多。

张卫东在前述发布会上表示，煤电联营，从形式上主要是两种：第一种，它在技术上、产业链上直接融合，比如许多坑口电厂，煤矿就建在当地，发多少电就生产多少煤。从技术生产管理上、经济效益上都非常好，这种形式只要有条件都应该鼓励。第二种，从资产纽带上进行统一的煤电联营，这种模式好处是可以协调煤炭生产、煤炭消费和电力生产，包括价格管理、合同协议，比较便利。另外，整体规划部署生产计划，营销计划，可产生很多管理效益，对国家而言也简化了波动的风险。

韩文轩也认为，煤炭和煤电是“天生一对”，煤电一体化可以规避煤炭价格对煤和电双方的冲击。项目在有条件的地方适宜大力推广，但可能会有天花板的限制，毕竟需要动力煤市场的存在。

总而言之，尽管我国煤电装机占比连年下降、现已低于一半，但目前从发电量占比看仍是主力电源，未来要进一步向基础保障和灵活调节电源转变，逐渐从我国的电量主体转向电力主体。在这一过程中，煤电的低碳转型快不得也慢不得，一方面要把握好节奏问题，如果煤电退坡过快导致电力系统冗余度或灵活调节能力不足，电力供应安全将面临巨大风险和挑战；如果煤电退坡过慢、风光“捆绑”煤电的发展方式没能取得更优解，我国实现“双碳”目标的难度将加大、“进度条”将变慢。另一方面，正如张卫东所言，煤电的低碳转型发展并非发电企业“自家门前雪”，需要政府、企业、金融界、学界乃至社会大众的共同支持，尤其是要加快市场改革，需要提供必要的支撑，让煤电更快更好地适应新的角色。